混沌

今年是我们这一拨人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从年初至今，当年分别来自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各自组织的聚会活动连续不断。

相识五十载，暮年再回首，那青涩的记忆中，当初离家的伤感和涉世的迷茫依然挥之不去，但感触最深的似乎还是“吃饱”的问题。

记得第一天进入连队食堂，很为看到靠窗的一个大桶内盛满了牛奶或肉汤所激动，不过仅仅是一瞬，由于原来连队内吃食堂的知青很少而总有剩余的牛奶和肉汤随着我们这数百名知青到达连队而迅疾消失了，繁重体力劳动和缺少足够营养补充的我们把目光转向了田间收割后的大豆玉米和所住仓库的各类种子。

直到来年开春播种时，连队找不到仓库中储备的豆种，才知道我们这些“吃货”惹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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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下乡，既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要求，也有备战备荒的需要（珍宝岛冲突导致发生边境战斗的威胁），有被“大拨轰”驱赶的形势所迫，也确实有“吃饱饭”的诱惑，因为当时“白面馒头随便吃”的消息传来，至少使我这个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吃饱感觉的半大小子憧憬不已。

有莫名所以的“混沌”，也有没有其他选择的无奈。

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连队后，同宿舍知青们偷吃豆种的行动让我大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以至于对扑面而来的蚊子小咬和随时可能因与“苏修”开战而牺牲的威胁不以为意。

有背井离乡的漂泊感是随着下乡几年之后年岁渐长，担心未来如何生活而产生的。因为吃饱饭的问题解决了，但长期与臭虫跳蚤为伴和非人性化的劳教式的管制让人反感，如何脱离兵团？何处能够正常生活？

有人思考也有人付诸行动：以工农兵学员身份离开的多数是有背景或有“牺牲”的，被招工或转插农村的是有“路子”的，随着粉碎“四人帮”后的政策松动，多数兵团知青后来返城走的是“病退和困退”的途径。

当年知青返城后内心的压力是否类似于今天在城市漂泊的人们？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多岁的年龄，没有工作和收入，由下乡知青变为待业知青。

这些多数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的所谓知青，在家中逼仄的居住空间和长辈忧虑的目光注视下，心中的焦虑使一些人游逛在大街小巷，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矛盾而大打出手，让家长和街坊邻居们担忧不已！

在没有可能“自谋生路”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当中的多数在庆幸于“回城”的同时，再次陷入“混沌”状态，接受“被选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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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处于“漂泊状态”的年轻人，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北漂”---由外地到北京寻求发展机遇的中青年。

其实，漂泊在上海、广州、深圳的中青年也有不少，因为食宿和交通的时间与货币成本压力，每年都有感觉无法继续“漂下去”的人离开，也还会有新的成员加入。

其中，“北漂” 似乎比上海、广州、深圳反应更强烈。

有难耐“漂泊”而回归家乡的。随着生存压力骤减和对单调生活和枯燥工作的不满。

一些人会一边享受着小城镇的轻松和闲散，一边怀念着曾经紧张但充满幻想的漂泊岁月。在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有人选择重返大城市，继续迷茫与艰难的探索；有人选择变换地域，在具有地域特色或民族特色的城镇开始新的探索。

也有人慨叹青春易逝，无力再次启动寻梦之旅，心有不甘却无奈地接受家庭中长辈的工作安排。

出生于大城市的中青年则慨叹对比前面诸君而言没有家乡可归去的条件，纠结于工作的无趣和无法做更好选择的无奈，或接受家庭安排，进入相对稳定的行业或岗位，可能在某一无困难挑战的单位终老的结局；或徒劳地在短时间内不断跳槽，以争取提高收入和适应性；或索性规避工作中的激烈竞争，选择“宅”在家中。

比较而言，都市的漂泊和异域的探索具有积极探索的色彩，而无所事事的宅居家中或无奈接受长辈的工作安排则处于消极地被动状态。

但这些都仅仅是表象，一些人所追求的“形象光鲜福利好，家近活少责任轻”，实际上看重的不是职业的选择与发展，而是生活上的温饱与安逸。

基于这个基础上的漂泊与回归都可以归结为“混沌的选择”，一旦能够维持“温饱”，则不顾其他。

对比当年处于饥饿难耐、没有工作、收入和选择权利的知青，今天的“漂泊一族”基本没有温饱的压力，而且拥有对地域、行业、工作单位和岗位选择、收入弹性和工作强度选择的可能，如果仅限于目前衣食住行和悠闲生活状态满足的思维惯性，在能够挑战自我、放飞理想目标的阶段放弃更具内涵和发展高度的追求，未免辜负了时代提供的机遇。

走出“混沌”，海阔天空！